人本

這幾天看到大家在轉貼柯醫生的TED演講，讓我又想起下面的文章，這演講和文章也呼應了我前陣子翻譯的一本書《God's Hotel》（尚未出版）。當初編輯給我兩本書，讓我從中挑一本，由於另一本是我比較不熟悉的主題，我選了這本。

第一次預習時是聽有聲書，那時已經很感動。開始翻譯時，更覺得感恩，尤其在外頭亂糟糟、感覺台灣有一群妖孽亂國的年代。當一切回歸人本時，會覺得內心更加平實，面對未來，每一步也更加踏實。

如果 a 大於1，a 的 n 次方就無限大；
如果 a 小於1，a 的 n 次方很快就趨近於 0。
我對社會的付出，多於我對社會的奪取，a 就大於 1，這社會就越來越好；
我對社會的奪取，多於我對於社會的付出，a 就小於 1，這個社會就越來越 collapse（崩毀）。

最困難的不是面對挫折打擊，最困難的是面對各種挫折打擊，而沒有失去對人世的熱情。

原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815/35223054/

蘋中信：台灣的德蕾莎病房 （柯文哲）

2013年08月15日   

台大醫院

創傷醫學部主任

台大急診每天都有一百多個病人堆在那裡等住院。那些超過3天還無法住院的病人，沒錢沒勢是基本條件，因有錢有勢的都會去找門路住院去了。但沒錢沒勢，如果得的是急性病，還是很快可以住院，因為總醫師會收你住院給住院醫師練習治療。

但如果是嚴重的多重疾病，尤其是生命末期又簽了ＤＮＲ（放棄急救同意書），那就真的很難住院。以醫師角度而言，這種病人好像沒什麼可以治療的。其實醫師存在的目的是為解決病人身體和心理的痛苦，生命末期病人除了疼痛，還有很多身體以外的痛苦，所以我設立急診後送病房時，不准因病人簽了ＤＮＲ就不讓他們住院。

女兒伴癌末父求助

黃勝堅醫師曾告訴我一個他在擔任台大雲林分院外科主任時發生的故事。有一個肝癌末期病人，由三個女兒扶著，一路喘進醫院。急診醫師一看就說：「插管！」沒想到病人的女兒說：「我爸癌症末期，我們不想要讓他插管。」醫師聽了就罵：「不插管，來醫院幹什麼？」念高中的大女兒說：「我爸喘成這樣，我們姊妹不知道該怎麼辦？醫師可否先打個嗎啡，讓我爸舒服就好。」醫師說：「妳爸不插管，萬一嗎啡打下去抑制呼吸就死了，要算誰的帳？」望著喘到說不出話的爸爸，大女兒說：「我爸說他受夠折磨，如果要簽放棄急救，我們簽。」簽完ＤＮＲ後，醫師答應找間病房。

結果內科說，收一個什麼都不能做的病人幹嘛，回絕。加護病房說，病房都不收了，沒道理住加護病房。最後急診醫師拜託黃勝堅收治，結果被住院醫師抱怨為什麼外科要收這種病人，黃勝堅拜託大家勉為其難喬一個病床，然後跟三姊妹說：「爸爸時間不多了，好好陪陪他。」幾個鐘頭後病人就過世了。住院醫師又開始念：「住院病歷才剛寫完，又要寫出院病歷，寫完後，那個空床又要接新病人……。」

太平間來收遺體， 經過護理站時，病人女兒突然跪下跟醫護人員磕頭：「謝謝你們沒讓我爸死在急診的走廊上。」住院醫師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震到寂靜無聲，眼眶泛淚。

養成尊重生命文化

我救過很多病人，但有更多病人我也無能為力，但是我逐漸了解醫師就像生命花園中的園丁。園丁無法改變春夏秋冬，只能在春夏秋冬間，讓花朵長好看一點；醫生也無法改變生老病死；只是讓人在生老病死之間，活得快樂，好看一點，如此而已。

我戲稱我的急診後送病房是「德蕾莎病房」，德蕾莎修女在印度加爾各答時，教廷每天給她兩塊美金的經費，折合台幣只有60塊，這麼少錢其實做不了什麼事。她只是每天推著板車到街上，把快死的乞丐撿回來，給他洗澡，換乾淨衣服，讓他躺在床上，喝點米湯，幫他禱告，然後乞丐就死了。以世俗眼光來看，德蕾莎修女做的事每股淨利多少？本益比多少？零！可是德蕾莎修女為什麼會得諾貝爾獎？如果沒有德蕾莎，這些乞丐死前會怨恨這個世界，詛咒他的整個人生，但是因為德蕾莎，或許這些乞丐在死時會覺得上帝派天使來接他們回去。

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醫療也必須維持相當程度的社會主義，因醫療有特殊性，不能跟一般產業相提並論。

良好的生命末期照護，養成尊重生命的文化，可以改變整個醫療氛圍，也可以減少醫療糾紛。我們善待別人，別人是否一定感謝我們？答案是不一定，但99.5％的情形仍然會是肯定的。我的急診後送病房雖然收治傷病最嚴重的病人，但幾乎沒有醫療糾紛可為證明。 （陳玉梅採訪整理）

後記：2014.1.31 書出版了！《慢療》

Victoria Sweet - The Efficiency Of Inefficiency（《God's Hotel》的作者，演講內容也收錄在書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