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

梁永安:嚼飯授人之事

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把這一篇拿出來看一遍。由於網路上原載的樂多部落格已經消失,我想把它貼在這裡。梁先生是非常低調的前輩,質量均佳,業界像他一樣的譯者不少,只是大家都很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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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嚼飯授人之事(原載於《文訊雜誌》,2010年元月號)

靠翻譯維生的關鍵是手腳要快,必須全速生產,不能停下來喘氣。所以,我和莉迪亞工作起來都必須極度自律。拿到出版社委譯的書以後,我們會把書分成兩半(精確地說是「撕」成兩半,萬一我們只有一本工作樣書的話),一人半本,每天生產出定額字數。這個字數是天塌下來都必須完成的。我們每天都必須翻譯許多頁,而且有沒有那個心情都必須伏案工作。

這段文字,是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年輕時的回憶。在他還沒成為名滿天下的作家前,翻譯是他賴以維生的重要技能。即使翻譯的是文學作品,過程仍充滿了與一般工作無異的機械性質。稿酬與辛苦不一定成正比。

翻譯這本《失意錄》的梁永安對書中許多片段深有同感,「奧斯特講出了一些翻譯人的痛苦。」

對於這場採訪,梁永安原有些猶豫。儘管已是台灣少數質量兼具的資深譯筆,卻鮮少曝光,一是「譯者」在台灣多少給人「為人作嫁」的印象,本就是個低調的身份;另一方面,梁永安自認並非對作品滿懷熱情的譯者,「我是為了生活,出版社丟什麼活就做。不是因為特別喜歡什麼書才做。這麼說來,實在不好意思。」

雖說如此,以「工匠謀生活」自視的梁永安,卻能在十幾年間翻譯橫跨文學、宗教、生活、人文、社會科學等不同文類共近80部作品,且部部譯筆流暢,宛如閱讀中文創作。特別是學術論述類作品,不若坊間多數譯書往往令讀者迷失於未經轉化的英語句式,遑論理解原作的思辨邏輯,梁永安的翻譯,讓中文讀者得以在無凝滯罣礙的閱讀過程中,清楚看見原作者勾勒擘畫的世界景觀。

★我不知道除了翻譯我能做什麼?

梁永安是來台灣念大學的香港僑生。起先讀人類學,研究所時轉攻哲學,從學生時代就陸續受師長之託,翻譯單篇文章,練筆兼賺外快。

他做得很不錯,有些社會科學類的譯文還被收進文集出版成書。後來,在中華書局工作的朋友也找上他,要他參與《大英百科全書》的繁體中文版編撰。

念碩士時,課都修完了,他開始到出版社兼職做事,主要是編譯。當時出版社常做大部頭套書,最讓梁永安印象深刻的是一套《二十世紀全記錄》,內容是從各國每日報紙摘出頭條新聞,旁列其他重要大事。當時許多國家都出了自己的版本,出版社便找了通不同語言的研究生來翻譯,加上中國的新聞大事,整理彙編成台灣版。

在編輯過程中,梁永安發現,許多研究生的翻譯讀來實在受罪,與其修改,不如自己重寫。他花了大量時間做這些額外的工作,為日後走上專職翻譯之路,奠定進一步的基礎。

那幾年間,梁永安待過幾間出版社,不只翻譯,他做過各式各樣與書相關的工作,然而,每間出版社皆以結束營業收場,家裡又遭逢變故,原本想出國繼續攻讀學位的梁永安,必須尋求一份能確保生存的工作。

「我想,難道繼續當編輯嗎?雖然斷續有六、七年的經驗,好像只是(出版社結束)歷史重演罷了。不知道自己有何長才,也從未翻譯過一整本書的我,對當一個專職翻譯,我非常戒慎恐懼。」

這時,另一個出版社找上樑永安,要他修改已譯好的小說,從奇情到驚悚無所不包。在改譯的過程中,梁永安一邊留心別人如何翻譯,也就逐漸開竅了,「我認為自己或許也做得到。」就這樣,他接下了第一本全書翻譯,是立緒出版社的《孤獨》。

★譯者:二流作者和二流學者

因緣際會當上了專職翻譯,至今已十幾年。問梁永安,翻譯的快樂之處是什麼?他一聽就笑了,「這問題很有趣。通常朋友都問我,翻譯是不是很痛苦啊?會不會寧可不做啊?很少人問我翻譯的樂趣。」

他先娓娓道來翻譯的苦處:「那是很具體的、生理性的痛苦──每天要絞盡腦汁,死掉很多腦細胞,然後眼睛和手腕也累。在電腦前坐久了腰也累。有時會把所謂的愉快忘掉。但,根據我的理論,應該是有愉快的部分。我想,若一個人能把自己能力最強處發揮出來的話,這人應該是快樂的。」

梁永安強調,這能力並非偉大,而是人人都有某種優於其他能力的才能,若剛好能發揮,實現自己潛能,自然會感到愉快。在他,就是擁有翻譯的能力。

「翻譯牽涉到很多不同能力和要求,這些能力還必須有機緣集合在一處。它們是:紀律性、理解力、知識背景、邏輯思考性、找資料的能力......等等。我看過一篇論翻譯的文章說,若一個人是二三流的作家和二三流的學者,他可以是一個很勝任的譯者。我非常同意。」

梁永安對知識的熱情其來有自。從小愛看書、逛書店,大學也經常旁聽不同學科的課程,加上在出版社編纂百科全書、大事記等資訊性書籍的經驗,讓他對如何找到、應用跨界知識都知之甚詳。正因此,他的翻譯領域和幅度較之其他譯者,也來得更為廣泛,而不侷限於文學或非文學。

處理幅度大,工作自然有難易之分。梁永安認為文學小說是比較容易翻譯的,因為口語對話和短句多,不像非文學,多半由幾行字好幾組子句構成,要把層次理清楚,又要顧及前後文銜接的流暢,翻譯時往往煞費心思。

「說文學容易,但也有難處。文學難的是抓住對話重點和感情所在。把字翻出來,卻沒翻出感情,就不算了。」

「還有一難是寫景,因為風景是一個圓融的整體,一個作家寫了很多句子來鋪陳一個風景,要讓讀者想像出一幅圖畫,那是有機的構成,不能只按句子翻,而是如何用中文重組出一個接近原作的完整的畫面......。」梁永安大嘆一口氣,「這很難啊。每次看到寫景就頭痛,更別說這些景是我沒親眼去看過的。」

★原汁原味不如幫讀者抓緊線索

梁永安形容自己是「強勢的譯者」。相較於某些譯者堅持「原汁原味」,著重翻出原作的字句細節,他是那種敢做大幅度取捨或改寫的譯者,因為,「連文言文翻成白話都不可能原汁原味了,何況是英文?」

「很多時候原文一句話會有好幾層意思,生活在同樣語境和文化脈絡中的讀者可以讀到其中的暗示,但翻成中文一定會丟掉,我會抓住最主要的線索突顯,甚至說得更明白。」

他以古代著名佛經譯者鳩摩羅什的翻譯觀作參照,「他很討厭清楚的翻譯,說翻譯得清楚,就像把飯嚼爛了再餵給別人吃,不給讀者自己領會的機會。但我感覺,看翻譯書本來就困難重重,讀者就像爬過無數道牆,已經累得半死了,還要他們自己揣摩一切實在強人之難......所以我儘可能給讀者多一點幫助。」

梁永安的翻譯原則,與其說尊重、依循原作者,不如說他更在乎讀者能否掌握最主要的訊息。「我迄今沒有諮詢或聯繫過原作者......部分原因是我的問題他解決不了。總不能說:這句很難翻成中文,能不能請你把它簡化?」

面對翻譯的不可能,身為譯者當然感到痛苦,但梁永安這幾年已越來越看得開了。他說,一個月前把新版的《盲眼刺客》(加拿大小說家瑪格莉特‧愛特伍作)寄給一個朋友,後來朋友說兩天就讀完了,「原本我心裡很不平衡,自己搞了這麼久、這麼痛苦才譯完的書,別人竟然兩天解決!但,反過來說,也代表容易讀懂吧!」說罷,梁永安自顧自笑了起來。(原載於文訊雜誌,2010年元月號)

梁永安,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為專職資深譯者,譯作涵括文學、社會科學、神學等近80種,如、《盲眼刺客》、《旅途上》、《托斯卡尼豔陽下》、《大海,大海》、《陌生語言的樂音》、《四種愛》、、《禪者的初心》、《失落的城市》等。近作為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失意錄》(天下文化)。最引以自豪的作品,是《大海,大海》,以及2008年與劉森堯合譯當代史學巨擘彼得‧蓋伊(Peter Gay)的《啟蒙時代》,最近亦正進行蓋伊另一著作《現代主義》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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